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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湘軍集團與晚清政府的權力之爭

        2017-02-19  過來人z

          歷史最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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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張晨怡

        來源:人民網


        晚清湖南地方軍隊被稱為湘軍。咸豐、同治年間,太平天國起義的烈火迅速從廣西燃向全國,此前清廷依靠的八旗與綠營不堪重用,為湘軍登上歷史舞臺提供了機會。隨著湘軍興起,國家的一些重要權力也逐漸移向地方,轉入漢人手中。統治者既要依靠湘軍鎮壓農民起義,又恐其尾大不掉,不情愿將權力拱手相讓,由此展開了清廷與以湘軍集團為首的地方勢力對權力的爭奪。


        湘軍的創制


        湘軍創始于太平天國起義時的地方團練。清中期以后,清朝的八旗、綠營等正規軍風氣散漫、嚴重腐化,戰斗力低下,遇到戰亂等重大危機,朝廷即令地方紳士訓練鄉勇,清查保甲,保護地方,所需費用均由民間自籌。可以說,團練創始之初,不過是防衛地方的民間武裝而已。太平天國起義后,咸豐帝命曾國藩“幫同辦理本省團練”,其本意與其他各省辦理團練并無區別。但曾國藩卻將團練一詞一分為二,聲言自己不辦保甲而專辦練勇,并以團練為基礎,集合兵勇、夫役、工匠等編成陸營、水師,形成兵隨將轉,兵為將有,全軍只服從曾國藩一人的地方軍事勢力。


        隨后在與太平軍的戰斗中,國家經制之兵屢遭敗績,湘軍卻不斷取勝。但是,湘軍將領并沒有受到重用。咸豐四年(1854年),湘軍攻占湖北省城武昌,咸豐帝聞報大喜,當即任命曾國藩署理湖北巡撫,不過很快又收回成命。除非萬不得已,咸豐帝是絕不肯讓湘軍將領兼掌軍政大權的。


        湘軍集團對權力的爭奪


        太平天國起義迅猛發展,湘軍的地位和作用也日益凸顯,湘軍集團逐漸取得地方軍政大權。咸豐五年(1855年),清廷任命胡林翼(注:晚清中興名臣之一、湘軍重要首領)署理湖北巡撫,與他同在武昌主政的是湖廣總督官文。


        胡林翼


        清代官制中總督偏重軍政,巡撫偏重民政,軍權應歸于官文。可官文貪鄙庸劣,見識淺薄,只因是滿洲正白旗貴族而為咸豐帝所重用,所部軍隊戰斗力極差。胡林翼撫鄂之初,官文每多掣肘,胡雖申奏,但咸豐帝仍下嚴旨要其會同官文辦理湖北軍政。不得已之下,胡林翼改變策略,轉而與官文結交,在公文中每列官文為首功,每月撥鹽厘3000兩相贈,還讓自己的母親認官文寵妾為義女,進而與官文兄弟相稱。不過,胡林翼并非與官文同流合污,而是試圖加以利用。官文也深知在此戰爭環境,多少督撫因為不善帶兵,或死于戰事或被罷職免官,于是也樂于依靠這個對自己恭敬備至的胡林翼。在官文看來,既然胡林翼滿足了自己對聲色貨利的喜好,自己贊同他的軍政主張,也算是禮尚往來。于是,胡林翼大刀闊斧厲行改革,穩定湖北局勢,從而在同太平天國爭奪長江中下游地區時處于有利地位。

        但事實上,清廷并沒有放棄對地方權力的嚴格控制和打壓。所以,如果不是胡林翼巧妙運用權術,讓清廷認為改革措施多為官文主張,湘軍集團是難以迅速發展起來的。咸豐七年(1857年),曾國藩借父喪之機,向咸豐帝攤牌索要更大權力。清廷以為太平天國行將覆滅,斷然令曾國藩在籍守制。不料三年后,江南大營再次崩潰,太平天國基本控制了富庶的江南地區,切斷了清王朝賦稅、漕糧的主要供應渠道。于是,山窮水盡的朝廷陷入兩難境地:要么拘泥于不輕易授予漢人實權的舊制而坐以待斃,要么聽任湘軍壯大勢力,但可以利用他們來度過亡國危機。


        在太平天國大軍的逼迫下,舍湘軍而無其他勁旅可以依靠,清廷只能容忍湘軍將領執掌地方軍政大權,于是,任命曾國藩署理兩江總督。可以說,湘軍集團能夠取得多大的權力,與太平天國給清廷帶來的危機程度,以及清廷解決危機時對湘軍的依靠程度是密切相關的。

         

        湘軍集團權力的頂峰


        日益激烈的太平天國戰事和辛酉政變的發生,將湘軍集團的權力推向頂峰。咸豐十一年(1861年),咸豐帝在避暑山莊去世,遺詔以年方六歲的載淳繼位,同時任命戶部尚書肅順、怡親王載垣等八大臣為“贊襄政務王大臣”。


        經過一場驚心動魄的宮廷政變,形成了兩宮皇太后與恭親王奕共治天下的局面。為最大限度地發揮湘軍集團的作用,清廷由被迫放權轉向主動授予他們更大的權力。



        這年十月,命曾國藩督辦江、皖、贛、浙四省軍務。十二月,任命左宗棠為浙江巡撫,李續宜為湖北巡撫,彭玉麟為兵部侍郎。次年正月,命曾國藩以兩江總督協辦大學士。八月,劉長佑補授兩廣總督。十二月,劉長佑調任直隸總督。


        同治二年(1863年),左宗棠升任閩浙總督,曾國荃補授浙江巡撫,唐訓方補授安徽巡撫,郭嵩燾補授廣東巡撫,劉蓉補授陜西巡撫。次年,楊載福補授陜甘總督。短短幾年間,湘軍集團勢力急劇膨脹,南至兩廣,北到直隸,東到兩江,西至陜甘,諸多地方由湘人出任督撫。而他們手中所握有的權力,遠遠超過此前的清代督撫。

        依照清代舊制,總督主軍政,但是除了自己的督標營之外,并不能越過提督直接干預營務;巡撫主民政,除了自己的撫標營外,也不能干預營務;布政使掌財政,直屬戶部;按察使掌司法、監察,直屬刑部。可見,軍政大權都集于中央,地方大員各負其責,互不統屬,誰都不能自行其事,只能聽命于中央。而咸同年間,特別是同治初年,大批湘軍將領位任督撫,他們既主軍又主政,兵、政合一之勢已成,再加上兵餉自籌,厘金完全由督撫支配,原本應該上交戶部的地丁、漕折、關稅、鹽課等項銀兩也被督撫截留,大半充作軍餉。這樣,一省三憲——即巡撫、布政使、按察使鼎足而三的局面再也不復存在,督撫專權的局面勢將形成,湘軍集團的權力在此情形下也達到了頂峰。


        清廷對湘軍集團的打壓及其結果


        湘軍權力的取得,代表著地方勢力的崛起,但滿漢有別的觀念、三藩之亂的教訓,時時縈繞在清朝統治者的心頭。于是,太平天國起義被鎮壓后,清廷立即著手裁撤湘軍,收回湘軍集團手中的權力。據說,太平天國首都天京被攻破后,曾國藩得到的爵賞已被打了折扣,清廷還迫不及待地利用天京窖藏金銀與幼天王下落問題繼續打壓曾國藩。



        針對這種情況,以曾國藩為代表的湘軍集團將領為消除朝廷疑忌,保全身家性命,拒絕了幕僚擁兵自立的建議,迅速裁軍。在不到一年時間里,曾國藩麾下的五萬余湘軍大部分被裁撤,左宗棠麾下的四萬湘軍則因征討太平天國余部得以留存。大批湘軍被裁之后,清廷又試圖收回這些湘軍將領手中的地方軍政實權。同治五年(1866年),陜西巡撫劉蓉、廣東巡撫郭嵩燾、陜甘總督楊岳斌相繼被迫去職。次年,湖北巡撫曾國荃、直隸總督劉長佑被免職。


        然而,此時國家戰亂頻仍,清廷仍需依靠軍隊的力量,既然八旗、綠營不堪任用,只得繼續依靠湘軍以及后起的淮軍。清廷一方面持續打壓因鎮壓太平天國而功成名就、聲望卓著的曾國藩等人,怕他們“功高震主”,將地方權力從一些親曾國藩的湘系人物中收了回來;另一方面,卻仍然不得不將權力授予左宗棠一派的湘系人物以及后起的李鴻章等淮系人物。比如,廣東巡撫一職就授予了左宗棠的親信將領蔣益澧,陜甘總督則由左宗棠繼任。此時內輕外重的權力格局業已形成,終清一代,中央與地方、滿人與漢人同治天下的局面已經難以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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