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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部《聊齋志異》,讓他們“被好友”了三百年

        2019-05-14  lindan9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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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熙二十六年,濟南府淄川縣畢家,蒲松齡初識王漁洋。

        在此之前,對于蒲松齡來說,王漁洋這種牛人只存在于傳說與崇拜里。

        王漁洋真名王士禛,號漁洋山人,世人皆稱他為王漁洋。他屬于命好又有才,一輩子都開掛的那種人。他出身于濟南府新城縣的高官顯宦家族,王家曾四代官至尚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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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士禛畫像

        王漁洋十七歲拿下縣府道三試第一的秀才,此后科考做官是一路順風順水。康熙二十四年他回鄉丁憂之前,已經官至國子監祭酒。

        不僅如此,王漁洋的詩文了得,曾得皇帝親贊,且粉絲眾多,早已是公認的文壇盟主。

        在這樣的明星級大人物面前,蒲松齡不由地自慚形穢。論出身,蒲家是寒門,往上扒拉到朱元璋時期,就出過幾個秀才,直到蒲松齡一位叔祖做了縣令,這才算是族中有人當過官。

        論科考做官,蒲松齡年輕那會兒中秀才的時候,也是縣府道三試第一,也曾風光一時,并立志出將入相。可三十年過去了,他仍在鄉試這一關上卡殼不前,屢試屢敗,屢敗屢試。

        論愛好,蒲秀才業余最喜歡搜集奇聞異事,并將自己的見聞和經歷揉進這些鬼狐故事中,寫成了一部叫做《聊齋志異》的小說書稿。而這般寫作是那個世道認為的不入流學問,正經讀書人誰干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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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松林畫像

        似乎樣樣都不能跟人家相提并論。

        蒲秀才既是科考鐵粉,又是寫小說熱愛者,同時為了一家人的身上衣裳口中食,他又不得不去給小孩當塾師、給官員當幕賓以及為他人代筆寫文,底層文人的辛苦日子一過幾十年。

        王漁洋去親戚畢家做客的那一年,正是蒲秀才在畢家干塾師的第九年。號稱“三世一品”“四士同朝”的畢家雖是高門大戶,但對蒲秀才是“上賓”待遇,拿他當朋友,所以除了家教工作外,還經常請他代表接待往來賓朋。

        于是,兩個出身、際遇、地位有云泥之別,怎么看這輩子也不會認識的同鄉,終于機緣巧合地見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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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蒲松齡招待王漁洋,心情復雜。

        他熱情周到,又有點難以置信。他的恭敬里透著一種長久以來的崇拜。他更還有點兒自卑。我奮斗了這么久,如果不是沾了東家的光,仍然沒資格跟你坐在一起飲酒喝茶。

        得知王漁洋也喜歡奇聞異事,蒲松齡便向王漁洋推薦了一部將會成為傳世名著的書稿《聊齋志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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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書稿給王漁洋看的時候,蒲松齡是清高自尊的。他想在這位大人物面前拿出一份讀書人的成績以證才學,想得到一個來自高層人士的肯定。

        蒲松齡更是誠惶誠恐的。一個屢試不中的窮秀才,竟然還會如此不務正業,舍本逐末。那位大人物會怎么看待自己和《聊齋志異》?

        史載,王漁洋對這些還沒有成為名著的書稿很贊賞。

        而且王漁洋回去后,又通過寫信向蒲松齡借閱《聊齋》書稿。看完后他向蒲松齡贈詩一首:

        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

        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

        自從乾隆年間《聊齋志異》流傳開來,世人一般認為這首詩是王蒲二人之間高尚友誼的象征。但是,如果細看看,這首詩真的很“單純”。

        首先,對人家的作品感興趣,借來瞅瞅,歸還之時附上些許點評,是一個讀書人的素養和禮貌。這跟友誼的關系,并不大。

        其次,大詩人的點評有兩個意思:這小說是非現實主義的,看官別當真;作者平生不得志,在此借“鬼”抒意。

        這樣的點評是不是很沒勁?內容內涵寫法文筆等一概不提,只不痛不癢地寫出大家都看得出來的東西。當然,王漁洋在某些篇章上還附有簡短評批,但也僅限于寥寥數語。而這首重頭詩,相比他同時代的為《聊齋》作序的高珩、唐夢賚,總覺得少了真誠與中肯,相比后世的魯迅與郭沫若,也不見獨到與深入。

        如此簡略,甚至有點敷衍的味道,以心血之作會來的好友,會做此點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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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王漁洋的這首詩從來都是《聊齋》的重量級注腳。直到今天這首詩還是可以做為一份介紹《聊齋》藝術魅力的佐證。之所以是重量級的,不外是這個原因:

        以王漁洋在當時社會地位之高,肯為《聊齋》這種出自底層知識分子、內容又十分接地氣的作品做出佳評一二,說什么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這評價本身就足以成為《聊齋》和蒲松齡的榮光。

        歸根到底,還是階層決定了一切。一個出身富貴的高官N代,自然擁有一言千金的話語權,友誼是沒有這個份量的。比如蒲松齡的這些好友:舉人袁藩、東家畢際有父子、富貴閑人朱緗,都曾對蒲松齡寫《聊齋》有過大力支持和真誠幫助,但他們誰也沒有王漁洋的點評詩在《聊齋》的后世流傳中出風頭。

        看來,即便有《聊齋》這種奇文為紐帶,沖破階層的友誼在現實中還是不如想像的那么美好易得。

        蒲松齡收到王漁洋的點評后很受震動。他在詩里寫道“青眼忽逢涕欲來”“一字褒疑華袞賜”,又“此生所恨無知己,縱不成名未足哀”。

        蒲松齡熱衷仕途,卻只當了一輩子窮秀才,“功名”二字成了他的心病。

        他又喜歡寫小說,想成為漢代那個窮居著書的作家楊雄,當不了官當個文壇老大也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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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得先活下去,不得不為一家人的肚皮碌碌終日東奔西忙。

        他一邊殷切仰望著月亮,一邊努力去撿地上的六便士,這種姿式他堅持了大半生,其中的矛盾、尬尷、無奈、辛苦與無助,他咀嚼了無數遍。

        如今,高官大才一點頭,等于給了蒲松齡一個極大的肯定,如同一直晦暗的世界里有了一抹燦爛云霞。他掉眼淚、欣喜若狂其實是長期壓抑的情感宣泄。

        蒲秀才想得到的,歸根結底還是一份來自那個社會體制內的認可,而王高官在蒲秀才心里,是代表社會體制的。蒲秀才身邊的朋友們,無論多要好,也給不了他這樣一份人生大禮。

        而蒲秀才可以把王漁洋視為知己,卻可能不是朋友,或許謹慎又清高的他也明白,他是“單相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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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來,王漁洋繼續升官,成為臺閣重臣。蒲松齡繼續科考,繼續教書,并繼續寫《聊齋》。

        康熙四十年,蒲松齡把修改后的《聊齋》寄給王漁洋,希望得到指點,更希望王漁洋為《聊齋》寫序。

        王漁洋依然贊賞《聊齋》,但對寫序一事,王漁洋是這樣回復的:我以前給人家寫的序都很差勁,所以已經封筆不寫了。所以嘛,能不能為你破例再寫一次,我也說不準……

        自黑式拒絕。

        王漁洋的考慮很現實,他明白自己文字的份量。臺閣重臣,文壇盟主,基本已處在說啥是啥的段位。一個窮老秀才,一部末流閑書,恐怕擔不起那個份量,他王漁洋也確實沒有必要的理由——比如后世附會的“友誼”,去如此自墮身價。

        正如著名學者馬瑞芳所言:“王漁洋只肯做個熱心的讀者,不愿意以自己的名望,為一個窮秀才的閑書賺取文壇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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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恐怕這番拒絕最能說明王大人與蒲秀才之間,并不存在所謂的友誼。他們之間隔了太多迥異的東西:出身、境遇、價值觀、名利觀、處世法……,唯一一點共同之處——《聊齋》,雖然讓他們彼此有過了解、交往,但還是不能彌補那些天生的鴻溝,使他們成為好友。

        后世把二人做為“友誼”的雙方,多半是因為《聊齋志異》本身的魅力和在文學史上的地位之重。一位高官名流,一個鄉野秀才,因為一部當時還不是名著的名著結為知音好友,這是符合人們圓滿心理的美好想象。

        試想,如果在蒲松齡身后,《聊齋》并沒有大放光芒,還會有與之相關的人與事流傳嗎?王漁洋這種名人會在“聊齋”圈子里再出一回名嗎?

        當初蒲松齡把王漁洋的簡短評語恭敬地抄錄到《聊齋》手稿里,而王漁洋并沒有把與蒲松齡的往來信件收錄到自己的信件著作里。其實王漁洋沒有居高,而蒲松齡姿態夠低。始終不能平視彼此,卻“被好友”了三百年,這對非好友都犯了個共同的錯誤:低估了《聊齋》的文學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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