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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史海鉤沉:秦漢家庭結構的動態變

        2019-05-21  根系教育...

        從秦漢家庭論及家庭結構的動態變化——兼與杜正勝先生商榷

        提要:商鞅的“分異令”規定成年兄弟必須分家,并非只能形成核心家庭。“五口之家”以“父母妻子”組成的簡單主干家庭為其標準形態。不能把漢代家庭鎖定為“核心家庭”。漢代還有相當數量的一般實行“親死分家”的成年兄弟同居家庭。研究家庭結構應該注意不同階層不同地區的差別,注意它的發展變化。主干家庭、核心家庭、聯合家庭是相互依存、相互轉化的。按家庭結構的動態變化,可區分為“分異”型和“同居”型,歷史上不同時代家庭結構呈現的不同面貌,主要是這兩類動態家庭結構的消長引起的。

        關鍵詞:“五口之家”、主干家庭、核心家庭、聯合家庭、動態家庭結構、“分異”型、“同居”型

        關于中國歷史上的家庭結構,學術界一般采用西方社會學的理論,把它區分為核心家庭、主干家庭、聯合家庭等。這種分類對認識和分析歷史上的家庭結構是很有用的,但它畢竟是西方學者根據現代家庭情況所作的概括,而且相當程度上是一種靜態的平面式的概括。因此,在研究中應從中國的實際出發,注意理論與實際的結合,努力揭示中國歷史上家庭結構的特點及其運動規律。在這方面,學術界的同仁們已取得了可喜的成果。我對社會史是外行。2002年參加在天津南開大學舉行的家庭史國際學術研討會時,匆匆忙忙寫了一篇討論秦漢“五口之家”的文章,以后,繼續對有關問題進行思考。本文就是思考的結果,敬請批評指正。

        從“分異令”和“五口之家”看秦漢的主干家庭的地位

        臺灣學者杜正勝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寫了《傳統家族試論》[1]的長文,把中國歷史上的家庭結構區分為秦漢的“漢型”家庭,魏晉南北朝隋唐的“唐型”家庭和宋以后“漢型”與“唐型”折衷的家庭。該文搜集了豐富的基礎性資料,勾畫了中國歷史上家庭結構演變的脈絡,它的論斷和資料被廣為引用。開拓之功自不可沒,但有些問題尚可進一步討論。

        “漢型”家庭和“唐型”家庭指的是什么呢?杜正勝先生說:

        家庭結構的基本類型有兩種,家口平均數上,一種五口左右,一種可以高達10口。這五口之差便顯示家庭成員身份上很大的區別,表現兩種截然不同的家庭結構。本文將前者稱為“漢型家庭”,后者稱為“唐型家庭”。

        漢代的家庭結構似多承襲秦制,雖不見得限于父子兩代的核心家庭,兄弟通常是分居的,平均家庭人口數不超過五口,我們稱為‘漢型家庭’。

        ……漢代家庭是以夫妻和子女所組成的核心家庭為主體,父母同居者不多,兄弟姐妹同居者更少,家口大約在四五人之間。這就是“漢型”家庭結構的特色。

        “唐型”家庭的特點是尊長猶在,子孫多合籍、同居、共財,人生三代同堂是很正常的,于是共祖父的成員成為一家。否則,至少也有一個兒子的小家庭和父母同居,直系的祖孫三代(主干家庭)成為一家。《儀禮·喪服傳》所講的家庭經秦漢四百多年后,才逐漸體現,而以盛唐為典型,即我們所謂的“唐型”家庭。[2]

        在杜正勝先生看來,所謂“漢型”家庭的特征,在家庭規模上,是“五口之家”(家庭人口在5口左右或不超過5口),在家庭結構上,則是核心家庭。杜氏主要用江陵鳳凰山10號墓的貸谷帳和居延戍卒的家庭資料等為證。從這兩項資料看,每戶平均人口的確在5口以下,家庭結構的類型的確以核心家庭為主。這似乎有根有據、無懈可擊,實際上還需要推敲。問題在于:杜氏把核心家庭和主干家庭、聯合家庭割裂開來孤立地考察,片面強調漢代核心家庭的地位,視漢代的主干家庭和聯合家庭為無關輕重;同時,對不同社會階層家庭結構的差別沒有給予足夠的重視。這就不能不影響他對漢代家庭結構及其演變規律的全面正確的把握。

        杜正勝先生之所以片面強調漢代的核心家庭而忽視主干家庭的存在,與他對商鞅“分異令”的誤解有關。他在解釋商鞅“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3]的法令時說:“兒子或兄弟成年后就必須分家,只允許未成年子女與父母同居,塑造了以核心家庭為基礎的社會。” [4]“大體上,自戰國中期商鞅在秦鼓勵成年男子分家(《史記本傳》),家庭結構便以夫婦及其未成年子女組成的‘核心家庭’為主。”[5]他又認為“生分”是“指父子分居、別籍、異財,兒子一旦成人皆自立門戶,誰也不奉養父母”[6]。也就是說,商鞅的“分異令”及由此形成的“生分”習俗,是不準一家內有兩個已婚成年男子,包括戶主和他的兒子(或父親)。杜氏顯然把“分異令”提到的“男”理解為成年男性。

        在古漢語中,“男”字有多個義項,他固然可用以指稱“男子”,也可用以指稱“兒子”。從《史記》、《漢書》等記載看,春秋戰國至秦漢,稱兒子為“男”是當時的一種習慣,按兒子的大小還可分別稱之為“長男”、“中男”、“少男”[7]。故云“某某有若干男”者,就是說“某某有若干兒子”。如“孝文在代時,前后有三男”;陸賈“有五男,乃出所使越得橐中裝賣千金,分其子,子二百金,令為生產”[8],均屬此詞例。準此,《史記·商君列傳》“民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是指老百姓如果有兩個以上的成年兒子就必須分家[9]。“分異令”因此又稱“異子之科”。與此相聯系,“生分”是指父母在世時兄弟分家。這點,顏師古已說得很清楚:“生分,謂父母在而昆弟不同財產。”[10]由于成年的兒子不能同處一個家庭,所以父母也就不能同時與兩個(或更多)成年兒子同居。在這個意義上講,也就是父子異居。《睡虎地秦墓竹簡·封診式》中有父親控告已分居的兒子的爰書[11],《日書》甲種也有“離日”“唯利以分異”的記載,說明商鞅的法令是獲得貫徹的。不過,父親與一個(或幾個)兒子分居的同時,卻往往與另一個兒子同居,睡虎地秦簡明確區分了父子同居與否的這兩種情況。如《法律答問》:“人奴妾盜其主之父母,為盜主,且不為?同居者為盜主,不同居不為盜主。”(簡390—391)“可(何)謂‘家罪’?父子同居,殺傷父臣妾、畜產及盜之,父已死,或告,勿聽,是胃(謂)‘家罪’。”(簡478)擁有“奴妾”的“主”,當然是成年男子才能擔當的戶主;而這些“主”與其父母或同居,或不同居。可見決不是“只允許未成年子女與父母同居”。《日書》甲種記載當時住宅的居室中有家長夫婦居住的“大內”和家長的兒子兒媳居住“小內”之分;“取婦為小內”(簡873反),即娶兒媳婦時要建造“小內”供小兩口居住。從《封畛式》“封守”爰書和“穴盜”爰書看, “一宇二內”是當時有代表性的民宅結構,“二內”分別供家長夫婦和一個兒子夫婦及其幼年子女居住[12],適于簡單的主干家庭居住。《日書》甲種又說:“凡為室日,不可以筑室。筑大內,大人死。筑右*[土+阝],長子婦死。筑左*[土+阝],中子婦死。筑外垣,孫子死。筑北垣,牛羊死。”(簡829—830)說明商鞅變法后秦的家庭可以包括家長的已婚兒子,也可以三代同堂,并非清一色的只能由一對成年夫妻及其子女組成的核心家庭[13]。

        那么,“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14]應該如何理解?難道它不是證明了商鞅變法禁止父子兄弟同處一個家庭嗎?我們知道,“分異令”頒布于商鞅第一次變法(前356年),“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則是第二次變法(前350年)中的規定。不應把它理解為“分異令”的重申,商鞅雷厲風行地推行變法,不能想象“分異令”經過6年后還得不到貫徹。我認為,“同室內息”應理解為不但同息于一“室”(居宅),而且同息于一“內”(住房),或者說是棲息于“室”、“內”無別的房子中。如果這種理解不錯,那么,該禁令的用意是在第一次變法基礎上革除父子兄弟異輩男女同房混居的戎狄習俗。商鞅謂“始秦戎翟之教,父子無別,同室而居。今我更制其教,而為其男女之別”[15],殆即指此。目標是解決異輩“男女之別”而非同輩“二男分異”的問題。“一宇二內”式的住宅或者正是為此而設計的。所以,在一定意義上,商鞅第二次變法“令民父子兄弟同室內息者為禁”,恰恰證明了“分異令”貫徹以后秦國仍然存在父親與成年兒子同處一家的情形;“分異令”所禁止的只是老百姓同時與兩個已婚兒子同居共籍。

        漢文帝時賈誼上疏云:“商君遺禮義,棄仁恩,并心于進取,行之二歲,秦俗日敗。故秦人家富子壯則出分,家貧子壯則出贅。借父耰鋤,慮有德色;母取箕帚,立而誶語。”強調了商鞅“分異令”實行后的消極面。但這只是講述父母和已分家的子女的關系,并不能證明所有兒子都不與父母同居,也不能由此得出實行分異令后所有兒子都不孝順父母的結論。上文已經提到,按秦律的規定,父母是可以用不孝罪控告已分家的兒子的。

        由于杜氏誤解了“分異令”并由此形成了先入為主的看法,這就難怪他對反映漢代主干家庭的材料視而不見或輕描淡寫了。

        杜氏關于“漢型”家庭的論述給人的印象是“五口之家”大體上等同于核心家庭。影響所及,有些人幾乎把“五口之家”和核心家庭等同起來了。其實,在漢人心目中,所謂“五口之家”,是由戶主和他的“父母妻子”所組成的,這正最簡單而又完整的主干家庭。如何休《公羊解詁》宣公十五年云:“是故圣人制井田之法而口分之,一夫一婦受田百畝,以養父母妻子,五口為一家。”《春秋井田記》:“人年三十,受田百畝,以食五口,五口為一戶,父母妻子也。”他們把“五口之家”追溯到井田制時代,似乎井田制下的農民都是“五口之家”,實際上是以漢況古,起碼是簡單化了。不過,這確實反映了在漢人理念中,戶主及其“父母妻子”組成的“主干家庭”才是標準的“五口之家”[16]。這種“五口之家”排除了已婚兄弟共處其內,我認為,它正是“分異令”獲得貫徹并形成某種社會習俗以后的產物。“五口之家”首先是從晁錯的口說出來的,晁錯在其關于漢代農夫“五口之家”的著名論述中,談到農民在沉重的賦役、天災和高利貸的壓迫下“賣田宅、鬻子孫”的悲慘境遇,也暗示了這種“五口之家”是“父母妻子”組成的主干家庭。也是這個晁錯,為征調到邊郡屯墾的貧民設計了“一堂二內”的住宅,其中的“二內”顯然是分別為父母、子媳(及其幼子)準備的[17]。這和他所說的“五口之家”應該是相通的。

        漢代文獻講家庭時往往提及“父母妻子”,以“父母妻子”為最親密的親屬圈,可視為主干家庭存在的反映[18]。又,秦漢實行二十等爵制,爵位由長子或嗣子繼承,他們與親生父母或過繼父母同居,一般會發展為主干家庭[19]。《漢書》、《后漢書》中記載了不少皇帝賜“為父后”(或“為人后”)者爵的詔書,說明這種主干家庭的存在并受到政府的扶持。

        漢代與大量核心家庭同時存在的有相當數量的主干家庭。據我對65戶居延戍卒家庭資料的統計,各類核心家庭占總戶數的81.5%,總人數的78.4%;各類主干家庭占總戶數的18.5%,總人數的21.6%[20]。主干家庭的比例確實遠低于核心家庭。不過,居延的材料反映的是邊郡下層老百姓的情況,如果把其他階層和其他地區包括進來,主干家庭的比例當會提高。更為重要的是,漢代的核心家庭與主干家庭是相互依存、密不可分的;在一定意義上,各式核心家庭是圍繞著“五口之家”式的主干家庭旋轉的(我這里講的主要是農民和下層社會的情況)。因此,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忽視主干家庭在漢代家庭類型中的重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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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杜正勝:《傳統家族試論》,原載《大陸雜志》第65卷第2、3期,1982年。收入“臺灣學者中國史研究論叢”《家族與社會》,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2005年版。

        [2]《傳統家族試論》,《家族與社會》第17、18、23、45頁。

        [3] 《史記》卷68《商君列傳》。

        [4] 《傳統家族試論》,《家族與社會》第18頁。

        [5] 杜正勝:《中國傳統社會的重心——家族》,(臺)《歷史月刊》第12期,1989年。

        [6] 見《傳統家族試論》,《家族與社會》第25頁。在《中國傳統社會的重心——家族》一文中,他又說:“核心家庭是父母猶在,父子兄弟分家的結果,當時叫做‘生分’。”

        [7] 茲略舉數例:《史記》卷5《秦本紀》:“莊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三人,其長男世父。……寧公……生子三人,長男武公為太子。”卷8《呂太后本紀》:“老父相呂后曰:‘夫人天下貴人。’令相兩子,見孝惠曰:‘夫人所以貴者,乃此男也。’”卷41《越王勾踐世家》載陶朱公“中男殺人,囚于楚”,朱公“告其少子往視之”,“長男固請欲行”。《漢書》卷25下《郊祀志下》“易有八卦,乾坤六子”顏注:“乾為父,坤為母,震為長男,巽為長女,坎為中男,離為中女,艮為少男,兌為少女,故云六子也。”

        [8] 《史記》卷11《景帝本紀》;卷91《陸賈傳》。

        [9] 如果“男”泛指成年男性,“二男”包括家長在內,就應說“家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

        [10] 《漢書》卷28下《地理志下》顏注。王先謙補注非顏注,認為“生分”是夫妻離異,沒有什么道理。

        [11] “某里士伍甲告曰:謁鋈親子同里士伍丙足,遷蜀邊縣,令終身毋得去遷所,敢告。”(簡626—627)“某里士伍甲告曰:甲親子同里士伍丙不孝,謁殺,敢告。” (簡630)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12] 《封畛式》:“封守 鄉某爰書:……(士伍)甲室人:一宇二內,各有戶,內室皆瓦蓋,木大具,門桑十木。”(簡588—589)當時的“室”有外墻環繞,包括住房、庭院及其附屬物,“宇”是居住區,帶有屋簷的建筑物,“宇”中的“內”是住房。參閱尹在碩《睡虎地秦簡<日書>所見“室”的結構與戰國末期秦的家族類型》,載《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3期。尹氏對《日書》和《封畛式》中“大內”、“小內”的解釋是正確的,他不同意把“一宇二內”中的“宇”等同于漢代“一堂二內”中的“堂”,也是對的,但不可否認“一堂二內”與“一宇二內”的淵源關系。

        [13] 參閱尹氏上掲文。尹氏認為《日書》的這條材料“反映的‘室’是按以父母為中心,子女兄弟夫婦及孫子第三代同居的三世同堂家族類型居住之結構設計的”,包括兄弟夫婦的“三世同堂家族類型三世同堂家族類型,就是當時民間最為普遍的家族形態”。我認為,該條文或可說明商鞅變法后聯合家庭尚未絕跡,但說它是普遍的家族形態,則有夸大之嫌。

        [14] 《史記》卷68《商君列傳》。

        [15] 《史記》卷68《商君列傳》。

        [16] 參閱黃金山《論漢代家庭的自然構成和等級構成》,《中國史研究》,1987年第4期。

        [17] 《漢書》卷49《晁錯傳》

        [18] 如《漢書》卷72《鮑宣傳》:“今貧民菜食不厭,衣又穿空,父子夫婦不能相保,誠可為酸鼻。”《漢書》卷51《路溫舒傳》:“方今天下賴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饑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淮南子·主術訓》:“夫民之為生也,一人蹠耒,而耕不過十畝,中田之獲,卒歲之收,不過畝四石,妻子老弱仰而食之。”《漢官儀》卷上載張敞、蕭望之言:“……今小吏俸率不足,常有憂父母妻子之心。”等等。

        [19] 《睡虎地秦墓竹簡·法律答問》:“士五(伍)甲毋(無)子,其弟子以為后,與同居,而擅殺之,當棄市。”《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戶律》:“……不幸死者,令其后先擇田,乃行其余。它子男欲為戶,以為其□田予之。其已前為戶而毋田宅,田宅不盈,得以盈。宅不比,不得。(簡312—313)” 張家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張家山漢墓竹簡》,文物出版社2001年版。從后一材料看,戶主的繼承人應是與戶主同居共戶的,其他子男則有可能另戶分居。

        [20] 《戰國秦漢小農家庭的規模的及其變化機制——圍繞“五口之家”的討論》,載張國剛、李中清主編《家庭史研究的新視野》,三聯書店,2004年。

        秦漢兄弟同居的聯合家庭不容忽視



        除了忽視主干家庭以外,杜正勝先生對漢代成年兄弟同居的聯合家庭(杜先生稱之為“同祖家庭”)也是估計不足的。如果說前者與對“分異令”的誤解有關,那么后者則主要由于沒有充分注意到不同階層家庭結構的差別。

        商鞅的“分異令”排斥成年兄弟的同居,但從上引《日書》的材料看,已婚成年兄弟同居的聯合家庭似乎并未絕跡。睡虎地4號秦墓出土的6號木牘和11號木牘的兩封出征者的家信,記載了6號墓的墓主衷(中)的兄弟黑夫和驚在參加秦始皇二十四年(公元前223年)滅楚戰爭中的淮陽“反城”戰役期間,向其母和兄衷索取錢及衣物。黑夫在信中問及他立功所獲之爵是否已經通知到家。驚在信中問及他的新婦和女兒的近況,并囑咐新婦“勉力視瞻兩老”[1]。可見衷及其兄弟黑夫、驚是同居共財的,既然驚已結婚育兒,可以想見衷和黑夫也應結婚育兒,他們之上則有健在的“兩老”。這是一個以衷為戶主的三代同堂的聯合家庭。墓主身份已非一般平民。秦代的這種情況入漢后有所發展。漢惠帝元年(公元前194年)詔曰:“今吏六百石以上父母妻子與同居,及故吏嘗佩將軍都尉印將兵及佩二千石官印者,家唯給軍賦,他無有所與。”顏師古注:“同居,謂父母妻子之外若兄弟及兄弟之子等見與同居業者,若今言同籍及同財也。”[2]說明西漢初年成年兄弟同居的家庭確實存在。如果說,這個詔令反映的是官吏高層情況的話,那么,《潛夫論·考績》“設如家人有五子十孫,父母不察精愞,則勤力者懈弛,而惰慢者遂非也,耗業破家之道也。父子兄弟,一門之計,猶有若此……”,表明“父子兄弟”同居的家庭在民間也是存在的。[3]雖然終兩漢之世,“異子之科”沒有廢除,父母在成年兄弟分家(“生分”)在法律上并不禁止,但在道德上它已受到批評和貶斥。政府的政策導向和社會的輿論導向是鼓勵“同居”的[4]。在這種情況下,由于經濟狀況、婚姻生育和思想意識等方面的差異,不同階層的家庭結構呈現不同的面貌。在農民和下層民眾中,實行父母在世時“分異”的仍占優勢。例如,鳳凰山十號漢墓貸谷帳和居延漢簡的戍卒家庭資料中,每戶平均只有三、四口,絕大部分為核心家庭,少部分為主干家庭,不見聯合家庭。我們雖然不能因此斷言下層社會中一定沒有聯合家庭[5],但即使有也不多,則可斷言。在官僚、士大夫和地主富民中,情形就不一樣了。他們當中雖然也有實行“生分”的,尤其是在南方,但總的說來,能夠找到的例子并不多[6],而實行成年兄弟“同居”在中原地區卻已有一定的普遍性。


        [1] 云夢睡虎地秦墓編寫組:《云夢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圖版167—168及頁25—26。參閱尹在碩《睡虎地秦簡<日書>所見“室”的結構與戰國末期秦的家族類型》,載《中國史研究》1995年第3期。

        [2] 《漢書》卷2《惠帝紀》

        [3] 《張家山漢墓竹簡·二年律令·置后律》:“同產相為后,先以同居,毋同居乃以不同居,皆先以長者。其或異母,雖長,先以同母者。(378)”這里說的是同胞兄弟相繼承時同居者優先的原則,也說明成年兄弟同居的家庭確實是存在的。

        [4] 《風俗通義·過譽》:“凡同居,上也;通有無,次也;讓其下耳。”可視為當時有代表性的輿論。

        [5] 《漢書·平帝紀》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郡國大旱,蝗,青州尤甚,民流亡……賜死者一家六尸以上葬錢五千,四尸以上三千,二尸以上二千”。六尸、四尸、二尸的死者家庭相應的家庭人口是七口以上、五口以上和三口以上。這里雖然泛指“民”,但主要應是農村的災民。看來,富裕農民和鄉村小地主家庭人口也有七口以上的,這些七口以上的家庭有可能包括部分聯合家庭。

        史海鉤沉:秦漢家庭庭結構的動態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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